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戴望舒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创作的诗数量不多（不过百余首），却在诗坛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没有系统的诗论，但他的《论诗零札》和他友人杜衡整理的《望舒诗论》却倍受重视；他在诗坛以现代派象征派的面孔出现，可在他生命的终端却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样浸透了血泪的现实篇章。
面对这一复杂的研究对象，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张新先生的《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以他独到的视角，回复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潜入人的内心，将看似矛盾的戴望舒还原成一个实在鲜活有血有肉的诗人。作者紧紧抓住戴望舒作为一个边缘文化人的特征，围绕他的诗美追求，再现了诗人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与一般的人物传记相比，张作更具学术性的眼光和高远的立意。近年来，随着戴望舒研究的深入，已出版了几本有关他的传记，这些书或重在理清他坎坷的人生历程，或重在分析他的诗歌作品。而张新先生却以一个学者的眼光，另辟蹊径，重点从学术的角度进入戴望舒的世界。从而使本书特色鲜明，令人耳目一新。
戴望舒一生最应获得的桂冠是诗人，诗人一生坎坷，时代的、历史的、个人的磨难使他几遭劫难，但他的一颗诗心却渗透了人生的始终。张新先生从“人的文学”谈起，又联系人的异化问题，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处境，看似闲笔，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像戴望舒那样“既不知道他的使命，又不知道他的命运”的那样处于边缘地位的现代作家在忧郁与战栗相伴左右时，为什么愤怒会转化为绝望，激情会演变为颓废的原因。作者为了更清楚地理清戴望舒作为诗人所走的道路，从纪德和玛雅可夫斯基分析起，表现了诗人一时处境的尴尬以及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以及作为边缘文化人的失落感。作为象征派诗人，他在坚守自己艺术理想的同时，固然少了一份投身现世革命的狂热，但他在自己良知的驱动下“对于进步的群众运动怀有热烈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怀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激情”。正因为张新先生找到了一个较好的理解戴望舒的切入点，他才能在本书中提出一系列新的创见。
张新先生的著作有自己独特的构架，他没有用“大而全”的一般传记的写法，与此相反，他别出心裁地用了“串珠式”的写法，即重点选取与戴望舒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边缘文化人特征、海派文化气质、诗路情语、作为诗人的美学思考、在象征派的位置——进行切实考察和深入挖掘。这种构架看似零散，却紧紧围绕“边缘诗人”四个字作文章，给人一种红线穿珠，灼灼生辉的感觉，充满了灵性，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和学术个性。
作者在整体框架内，从多方面透视戴望舒的“全人”，从法国的象征诗人到古代传统的诗人，从戴望舒个人的独特处境，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从诗人身上明显的吴越文化情愫，到他身处都市潜藏于心的独特的现代情绪的体验，还有诗人从创作论、诗与乐的关系、诗与画的关系出发的美学思考，等等。言简意丰，思考深入，透彻地揭示了戴望舒这个个体的丰富的内在与独特面貌。
此外，张著联想丰富，旁征博引，恣意汪洋的特点也值得注意。在分析戴望舒所受的地域文化影响时，以他的《村姑》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徐玉诺的《故乡》作比，同时又联系受齐鲁文化影响的臧克家的《三代》，从而突出了吴越文化细腻、含蓄、温情、秀雅的特征。为了表现戴望舒对工业文明的不同理解，作者又拿他的《我们的小母亲》与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和凡尔哈伦的《城市》相比。在分析“旧锦囊”中的忧郁诗情时，作者为了说明戴望舒的诗情与旧诗词的古典诗情能够超越具体的情绪内容而在较“纯粹”意义层面上达到契合这一点，又拿他的《夕阳下》与辛弃疾的《西江月》和李清照的《永遇乐》相对照，从而分析了“寂寞”诗情的丰富内涵。除了横向比较外，作者还根据戴望舒在不同阶段的创作，说明了他作为一个边缘文化人性格中的重要侧面即人文关怀精神的不可遏制的自然流露，从而说明了抒发个人的情绪尤其是苦闷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并不矛盾的实质，揭示出戴诗诗情内容大体上在变化与波动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说，正是作者信手拈来，生动而又自然的对比联想，才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的理解。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复杂存在，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提升了象征诗派的整体水平，“而且也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象征诗派与主流文学的距离，压缩了象征诗派与主流文学之间的边缘空间，改变了象征诗派在诗界的形象”，他的情怀表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走到尽头所处的那个无比混乱的阶段，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情怀。正如许拜维艾尔在《不相识的朋友们》中说：
我将来的弟兄们，你们有一天会说：
“一位诗人取了我们日常的言语，
有一种无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残忍一点的新的悲哀，去驱逐他的悲哀。”
那么，就让我们透过张新先生的笔墨去探索一代诗人戴望舒孤独而又特殊的心路历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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